唐克美：“工美”的不息耕耘者

      当时，附中和大学的校址都在一处，学校老师在教学上的严格敬业，以及校园中浓郁、浪漫的文化氛围，都给了我莫大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校里的政治运动也与社会上一样多。1959年，党内批判“右倾”路线，我在系里被作为“白专”道路的典型之一进行重点批判，但1960年又拨乱反正，给我平反了。

      1961年初的一天，系主任邓白先生找我谈话。他说，校方经研究决定，1962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即日起可参加教师业务活动。毕业后送我到四川美院，跟随从法国回来的著名水粉画教授李有行先生学习一年，而后回校担任水粉教学工作。然而，接踵而来的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当时，由于国内经济发生严重萎缩，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渡难关，浙江美院的人事编制同样紧缩。毕业前夜，邓先生再次找我谈话，表达了由于学校没有编制，我不可能留校工作了。但是，毕业分配去向由我第一个来选择。这样，我就来到了首都北京。

在工艺美术学校当老师

      1962年9月，我坐火车首先到达印象中的北方小上海——天津，吃到了第一个北方的窝窝头。在北京等待分配时，我住在前门大栅栏的观音寺街内。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红色的门都让我感到新鲜，尤其是各种食物的奇怪名称：火烧、驴打滚、糖耳朵、甩果汤⋯⋯真让我这个南方人摸不着头脑。

      分配结果公布了，我非常满意地到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报到。学校安排我担任设计专业的水彩和图案课教学，备了半年课我就走上了讲台。我很喜欢这所学校。首先，是我愿意从事教学工作；再者，学校管理严格，学术氛围浓厚，教师专业水平都很高。校内建有当时北京艺术院校中最有质量和规模的图书馆。另外，校舍宽敞、美丽，白色瓷砖墙面一字展开的教学楼，宁静、雅致地伫立在一级级青石筑成的台阶上。白楼坐落在老崇文区绿树成荫的龙潭湖畔。

      那时，工艺美校教师上课按单元制进行。有课时，我在课前必会认真备课，每单元课程必亲自画范画，将画挂在课堂上给学生作示范，力争讲课明了、清晰。在辅导学生时，我常动手给学生改画，以示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课余时间，我与朋友去上方山、沟沟岩爬山和郊游，或看电影或在家看名著。有时带一个面包、一瓶水到国家图书馆看上一天资料，或到学校六楼教师进修室画上一天画，生活过得自由自在。

      当时我虽然很年轻，比学生长不了几岁，但我很尊重我的学生，我视他们为我学习、进步的压力和动力。他们期待我时时给他们新的知识和技能。我希望自己成为学生们心中有责任心、有教学质量、有艺术水平的教师。因此，养成我勤奋、认真、不断追求新知识的习惯。但是，平静的校园在1966年被红卫兵造反运动打破。1968年，学校被判定执行三十年文艺黑线而解散。老师们纷纷下放工厂劳动，我被分到了北京市商标印刷三厂，在车间从事装订毛主席语录本和在小圆盘印刷机上印制塑料口袋的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两年多的时光匆匆而过。我的耳边传来了知识分子可以归队的消息。有朋友给我指点迷津，可以去刚恢复不久的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找工作。

      我壮了壮胆，去找当时北京特艺公司的一把手赵俊祺经理。我心想，如果不能如愿，那么我自己做过努力了，也就没有遗憾了！

      我在赵经理面前，陈述了我想去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的愿望，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赵经理认真听取后首肯了。由此，我又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编写《北京景泰蓝史》踏进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是我人生和事业重要的转折点。我的职业从教学转向研究，业务从艺术转向工艺美术。研究所是铸就我成为“工美人”的第一个平台。“文革”中恢复的研究所的工作方向定位在：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研究与创新，从事信息收集与宣传，以技术资源为全国和北京工艺美术服务。初进研究所，我和一部分同志在高立升所长的领导下投入绘制编辑《青铜器造型与纹样》、《玉器图案》、《景泰蓝图案》、《菊花》、《牡丹》、《马》等十余种工艺美术画册。这些资料深受正在恢复生产中的全国工艺美术行业需求，订购十分踊跃。

      我们在高所长的指挥下，每个人都成了多面手，绘图、编辑，跑印刷厂监审制版、印刷、拉书、收款、打包、发运⋯⋯研究所内的工作热火朝天，大家生活得非常充实、愉快。

      随着所里工作的深入，每个人有了基本分工和研究方向。我的首个研究课题是《北京景泰蓝史》。论文完成后，在北京工艺美术杂志和《北京日报》上作了选摘发表。

      我工作的另一项任务是参与举办各类工艺美术展览。每次筹展前，我会跑有关企业去征集作品。在约定的日期内，各企业都会将各自的优秀作品送到研究所作审定。

      记得有一次，北京玉器厂送来了一批作品。大家都围着看，我伸手拿起了一件捧在面前。这时，吓得高立升所长立马接过我手上的作品批评说：“唐克美，我担任了这么久的所长，都不敢轻易去碰这些作品，你竟这么随意去拿。你知道玉器有多名贵？！万一摔坏了，该怎么办呀！”

      我如醍醐灌顶，一下意识到了作品的身价非同一般。此后，我就特别认真注意观察和研究各类工艺品的材料、工艺、设计以及设计者的智慧、能力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及其经济价值。

      在下厂劳动中，我感受到景泰蓝工艺的复杂与细腻远远超过了做一架钢琴的功夫。玉器行业中老艺人们“量料取材”、“因材施艺”，独到的智慧和技艺，能将一块不起眼的玉石化腐朽为神奇。我深深觉得作为一位工艺美术家要比画家、雕塑家艰难得多。工艺美术家不仅要画出图稿，还必须通过特定工艺将图稿形象在材质上塑造成形。尤其是玉石器、象牙制品，其材料名贵，在制作过程中一旦闪失，就会前功尽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不可能像纸和泥那样可以重新再画、再塑。

      后来，我将这些体会都在《中国现代美术》画册的玉器、象牙、金银细金工艺分卷的论文中表述了。

沈从文的蝇头小楷批注

      我对工艺美术的通晓，首先得益于我参与筹备的各个工艺美术展。通过展览，我广泛、迅速地了解和熟悉了北京工艺美术企业、艺人、品类、工艺、材料与作品。尤其是领导交与我担任给领导和朱德委员长及夫人康克清大姐作讲解的任务，培养了我用心学习、钻研的劲头。就这样，在日常工作中，通过领导们的引领，我一步步地从工艺美术的门外汉变成了内行人。

      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让我扩大了眼界，增长了才干。在工作中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沈从文、朱家溍、周汝昌、王世襄、吴冠中等国内一流的大学者。他们的造诣、治学精神、人品修养给了我巨大影响。

唐克美（左）与吴冠中先生同行云南

      “文革”时，沈从文先生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落实政策后住在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的一间半小屋里。屋内只有一张小床，其余地方堆满了横七竖八的书籍。我每次去沈先生处请教问题，他总是十分详细地指点，并且借给我一些参考书。这些书的空白处都有沈先生用漂亮的蝇头小楷做的批注。我时常赞叹他学问做得深，字写得好。先生说：“你要是想学书法，我可以教你。”让我更加由衷地感谢。

      然而，有一件事我却没有帮先生办到，至今仍深感遗憾。沈先生有一本《中国丝绸》画册，上面满写批注。有一次我到他家，他跟我说：“我这本书借给了你们行业的一位我并不熟悉的人，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你能不能帮我问一问是谁借了我这本书？这本画册上面有我的很多研究批注，对我很重要。”

      因为沈先生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我也无从查起。问过周围的一些同志，没有人知晓此事，最后也只得不了了之。没有完成沈先生嘱托的事，我心里一直颇为介怀。

      在大师身边工作我认识周汝昌先生的时候，老人家的眼睛看东西已经很困难了。但后生拜访，他依然乐此不疲地讲述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他引以为傲的书法，并且十分愿意和我与其他年轻的晚辈共同探讨问题。

      在我看来，这些老学者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傲气。虽然他们的学问很深，但平易近人。与这些老先生们接触，让我不仅增长了学问，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在研究所工作期间，还有几件事让我记忆深刻。1975年，我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跟从华觉明老师到湖北参加随县曾侯乙墓的挖掘考古中的文物研究工作。同去的还有日后非常知名的玉雕大师蔚长海、雕漆大师殷秀云等人。

      可以说，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考古工作。曾侯乙墓的发掘是当年震撼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心中充满了好奇与激动。

      在工作中，我逐渐加深了对战国时期楚文化及曾侯乙墓相关历史的了解，感叹古人在青铜器、漆器、玉器、金器等制作中，在造型、制作技艺上登峰造极的水平，以及在音乐、乐器上的天才创造。

      我们在华教授的指导下，用图像精确地描绘下了器物造型、纹样及铸造的工艺脉络。之后，由我担任主编，湖北省博物馆出版了《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造型与纹样》画册。

      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文冠果”花圈

      多灾多难的1976年中，唐山发生大地震，多位中央领导相继去世，悲痛在我们这代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一天，我和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万一老师接到了北京市委的一个秘密任务——为悼念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江青要改革资产阶级的鲜花圈，制作革命的文冠果花圈。

      时间紧急，我请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教授等人参与设计。我们连夜查阅文冠果资料，开始了设计。最终“文革”领导小组采用了以麦子、小米、向日葵以及文冠果为形象的花圈设计稿，并要求制作两个花圈。大花圈放在天安门广场，小花圈放在毛主席纪念堂。

      初稿设计确定后，大家开始寻找丝绸等原材料。我们与剧装厂师傅一同着手制作，经过两天两夜不停地赶制，两个用丝绸制作的一大一小文冠果花圈如期交给了“文革”指挥部。

      任务结束后，我没有去地震棚休息，径直回到家中，在水泥地上铺上被子就熟睡了。当日，江青见到花圈，为了她的革命创意的实现，她要接见我们这些制作人员，然而我却睡得全然不知，甚至没有听到同事的敲门声。

      粉碎“四人帮”后，南方的同学特意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担心我因此会受到政治上的牵连。我告诉他们：“没有事，我没有受到接见。我们只是本分地受命设计制作了两个花圈，绝不会有事的。”

      朱家溍教我种水仙

      朱家溍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著名研究员。我在写《景泰蓝史》时曾贸然找到了他。朱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认真、耐心地给予了我很多指导与帮助，使我受益匪浅。

      与朱家溍先生的结识不仅扩大了我的眼界，还使我更加热爱生活。朱家的老宅是南锣鼓巷内的僧王府宅。“文革”期间，朱先生住的房子的一部分给居委会做了街道加工厂，自住部分狭小拥挤且显得陈旧，但是颇具古韵。

      每到年底，他府上都会用传统的白纸糊窗格、墙壁和屋顶，别具一格，更有老北京韵味。朱先生热爱绿植，家里栽了不少盆景。他还教我如何种植水仙。来年我按照学来的方法种养水仙，果然成功。那时，我觉得做学问和体味生活原来并不冲突。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赴港“工美”大展

      1980年，“文革”刚结束，为了加强对外联络与宣传，北京市政府决定组织第一个工艺美术展览——“北京名艺人作品展”前赴香港。我被借调到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做展览筹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工作，我们完成了作品征集，撰写作品介绍和宣传材料及每位名艺人的业绩介绍，并按香港展地面积在军事博物馆举行了预展。预展后，工美总公司决定派我随展去香港。工美总公司刘才书记及外贸公司的经理为团长，我与北京工艺美术界的几位大师——崔洁、王树森、孙森等人和外贸工作人员组成了赴港的参展工作团。

      那时香港还未回归，广州到香港虽只是一步之遥，但去香港的手续还是比较复杂。当火车缓缓抵达香港时，我看到现代化的香港高楼林立，五光十色，车水马龙，店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让我目不暇接。那时我还年轻，口无遮拦，我跟同行的大师们感慨道：“香港与大陆都是炎黄子孙，两地的差距，我看关键是管理的问题，将来我要当领导可去治理一方！”

唐克美参观大师泥塑作品

      同行的人听后，都哈哈大笑，开玩笑地说：“你当了领导可要提拔我们啊！”香港的上空回荡着我们这群人的笑声。后来，万万没有想到，命运不经意地把玩笑话当了真。

      我在香港展览中担任宣传和讲解。这是“文革”后两地的第一次交流。展览在香港引起了轰动，卖点突出，反响强烈。在展览临近结束的时候，香港中艺公司的李总经理向刘才团长提出，他们希望把我留在香港，调到中艺公司工作。刘才团长拒绝了中艺公司领导的要求。

      多少年以后，我回想起这件事，觉得这也许是命运使然。其实去留问题对个人来说都无所谓，因为那个时候，个人服从组织的安排是纪律，自己并没有鲜明的个性和欲望。现在想想，如果当时留在了香港，我的命运不知又要发生怎样的变化了。

      “在毛巾里挤出水来”的启示

      从香港归来后，我继续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经市委组织部同意，工美总公司便决定把我调到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担任副总工艺美术师。

      领导找我谈话后，我一时寝食难安。一方面，感谢领导对我的重视和培养，但另一方面，专业和研究所的学术氛围，同事们之间的和谐相处，让我难以割舍。

      我在研究所又“赖”了一月之久。一日，公司老领导徐锋经理来研究所，生气地责备我：“小唐，党教育培养你多年，工作需要你啦，你就这样对待党！”我留下了无奈的眼泪，收拾了物件，迅速去工美总公司报了到。

      1982年初，我来到了工美总公司，任副总工艺师。一年后，我被任命为副总经理。在工美总公司工作的这段历史，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最长的时期，直到1999年我从岗位上退休，我在北京工美集团共工作了18年。

      我到工美总公司任职后，在工作之余，找了不少国外企业管理的小册子看。其中日本三菱公司、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企业管理之道对我启发很大。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一个企业的管理工作是如此重要。管理的决策、思路以及方法对一个企业的成败、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要在干毛巾里挤出水来”，这是我在看三菱公司经济管理经验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根据生活经验，这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但这却是一种超越的精神。由此，我便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渐渐地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与乐趣。

      学到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

      1984年，总公司安排我去参加由北京市经委组织，北京市经济干部管理学院与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主办的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为期三个月。培训班先由中国老师系统讲授企业管理知识，再由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教授进行系统主讲，授课的主讲外籍教师名叫克里斯托弗，也是我们的班主任。

      课程采取提出问题，分组讨论解析问题，以及老师提问学生自由答析的教学方式，令我深受其益，使我思考问题的方法得到很大改进。

      那时，我虽然已近45岁，但学习依然十分勤奋认真。我有心地选择坐在一位人民大学硕士生的旁边，想借此机会检验自己各方面能力跟别人的差距。但那位被我看好的同学，却在上了几次课之后再也不见了。

      我在班上善于思考，积极发言，被老师和同学认为学得最好。结业时，市经委选择成绩优异的6名学生前去瑞典考察，其中有我。由于我当时正在主持工美总公司一个大型工艺美术展，总经理不同意我离开，最终我没有去成。

      通过这次培训，我认识到企业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作为一名企业管理者必须要具备企业管理的知识和本领。此后，我每做一件工作，每到一个企业，都会带着明确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去实践。

      我在工美总公司主管产品开发、产品质量及科技、教育工作，也抓过一段时间的宣传、规划以及基建工作。多年来，我在管理工作中得到了汤文龙、宋孝彬、刘锦茹、曾建中、韩国英、吴靖华、林英福、李新民、周亚男等处长的支持与协作。同时，也得到生产处李德祥处长的关心帮助，虽然我不主管生产，但他为了让我更快、更多地了解行业、熟悉行业，经常邀请我去河北、内蒙古以及北京郊区的外加工点企业了解情况。

      我逐渐掌握了工美总公司系统的企业与技术队伍的全况，制定出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产品开发、质量管理、科技工作的管理目标与方法。从年初工美总公司技术目标的号召、动员到年中检查，再到年终的系统大型成绩汇报展及总结，形成了公司各企业间互相学习、交流、表彰的公司内部的工作管理机制。

      随着工美总公司实力的不断壮大，我所在的管理层根据总公司在北京及全国的技术地位和人才的艺术实力，提出了开发高精尖产品的方向和目标。目标以高水平的艺术设计，制作出的单件精品来取得可观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此后，成功设计制作的《九龙壁》、《千手观音》、《黄鹤楼》、《圆明园》、《大观园地毯壁挂》等大型精品，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逐渐形成在技术工作中的新思路及艺术开发与科技进步两条腿走路，高精尖产品与规格产品并重的新方针。

      另外，我们还重点组织了“汉唐艺术”学习班、金属模具培训班、绒鸟产品重点开发、总公司青年设计大奖赛以及去各地考察、写生等活动。通过“汉唐艺术”学习班的培训，公司设计人员采用传统材料与传统工艺去制作新创意、新设计的方案，使作品焕然一新，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也使工美行业看到了创新的道路与希望。

      金属模具培训班，我们请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著名的郑可教授授课，为各金属企业培养了一批既能动手又能动脑的模具设计人员。我们还集中了总公司学校、研究所的设计人员、教师，集中到北京绒鸟厂进行传统产品创新的重点开发，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设计了几百种题材和艺术形式新颖的产品。产品试制出来后，在工艺美术服务部试销，上架不到一天就全部销售一空。

      这些活动充分展示了工美行业设计队伍有强大的新产品开发潜能，而强大的创新能力对企业依靠产品创新求发展的方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坚信走这条路是正确的。

      为培养工美人才尽心尽力

      人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工美总公司对教育工作很重视。

      1983年，我到工美总公司工作不久，听取了陈山总经理作的年终报告。报告中指出：“总公司要把所取得的利润集中办好两件事：第一，改善职工的生活，盖建职工宿舍；第二，成立职工大学，培养公司设计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我被总公司的决策所感动。

唐克美考察西部教学

      当时，我主管教育工作，决心配合总公司领导，为总公司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现在我仍然可以很骄傲地说，当时在全国的工美行业，只有北京工美总公司真正建立了由技工培训，技术比武，行业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职工大学多层次的企业内部培养人才的体系。在计划经济年代，它是全国工艺美术行业人才培养的典范。

      1983年年底，工美总公司开始筹备设在怀柔的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职工大学。我的任务是组建教师队伍和建设图书馆。因为怀柔离市区很远，教师和学生不能每天回家，而且初创时教学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所以有些老师不愿意来。我逐一登门造访，动员一些中央工艺美院和中央美院的毕业生来校任教，最终职大组成了一支专职和兼职的教师队伍，保证了教学任务的正常开展。

      成立于1958年的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是输送企业设计人才的主力。这所学校教师实力雄厚，先后培养出了12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及多位全国著名画家，如石虎、龙瑞、龚文桢、赵成明、康宁等。而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玉器、珐琅、首饰、地毯技工学校则为企业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

      除了拥有这3个等级的学校，我们还定期举行企业工种技术比赛，也积极参加全国的技术比武，让工厂的技术工人通过比赛互相学习，提高技艺。从工人到技师，从设计师到管理者，总公司的教育体系在那个时期造就了一批人才。虽然现在教学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但培养出的人才在今天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发挥着显著作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主管教育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发展使社会经济全方位地起飞，工美总公司学校的优秀师资人才也随着社会上的文化艺术需求，逐渐向其他院校或出版社及文化单位流失了。为此，我还伤心了一阵子。

      主持“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评审

      在质量管理工作方面，除了日常管理外，我当时主抓了国家级的“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的组织申评工作。工美总公司是全国同行业获得“百花奖”金奖、银奖及各奖项总数最多的单位，也是北京市获国家级奖项最多的单位，显示了工美总公司在技术方面处于全国行业实力领先的地位。

      在科技管理工作方面，虽然工艺美术属于手工艺行业，但在改造落后设备、落后生产环境和利用新设备、新工艺创造新产品方面做了不少努力。首饰行业引进了先进的金属熔炼设备、表面处理设备、各种花式制炼机等设备；抽纱行业引进行缝机、多头绣花机、精编机等设备；地毯行业引进了洗、梳毛设备及编织机等；对玉雕、漆器行业进行了噪声和漆器窨干设备与环境的改造等措施，还组建了北京市首饰技术检测站和地毯技术检测站。

唐克美（前排左一）向“三全工程”的师傅们致敬

      在从事科技工作中，我体会到工艺美术技艺的主流是手工艺，但几千年来工艺美术的进步与发展无不与新材料、新工艺的发现与发明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还由于多种市场的不同需求，要求工艺美术界也要积极地尝试应用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成果，促进设备和产品更新换代。这样，工艺美术行业才能健康、全面地发展。

      我在工美总公司任职期间，还主持完成了国务院颁授给十一世班禅的金印、金册、金匾工程的设计制作任务。因出色完成了任务，我们受到了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的赞扬和接见，得到了轻工业部的全国通报表彰，并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另外，我还与工美总公司生产处组织木刻厂、地毯五厂、雕漆厂、地毯研究所，接受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管委会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北京厅的改造任务。十多年过去了，这两个厅的再改造中基本保留了我们当初的设计风格和式样。通过工艺美术行业在人民大会堂装修中的能力和艺术风采的展示，给工美行业拓展了眼界与思路，并向企业提出工艺美术及建筑装饰与政府大型工程和社会建设项目结合的产业开发新思路。

      当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进入工美总公司以前，我是一名平平常常的美术干部，普普通通的非党群众。在工美职工大学教学的穆家其教授介绍我加入民主同盟时，我还不十分清楚加入民主党派的意义何在。在征得了工美总公司党委书记陈山同志的同意后，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抹政治色彩。

      工美总公司党委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当民盟北京市委的副主任和组织部长到总公司专访时，工美总公司党委用党费买了雕漆笔筒，作为纪念送给民盟的领导和我，令民盟的领导和我十分感动。

      进入工美总公司时，我没有任何政治阅历，社会经验也严重缺乏，自认为管理技术的领导只是技术的行家。殊不知，它更是社会的一角，人际关系的始终。我前后在工美总公司五任领导班子内共事，由于自己社会阅历不足，人际关系上的无知，也遭遇过一些挫折。当我反省与认识到错误之后，这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也成为我人生阅历的一种积淀。

      1983年，我加入民盟后，起初在民盟北京市委担任了妇委会主任一职。因为工作业绩还算不错，不久我又担任了北京市妇女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北京市民盟常务委员，后来还历任多届民盟北京市委副主委。一年后，薄熙成总经理找我谈话，为工作方便希望我入党。1985年1月，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递交入党申请书时，工美总公司办公室的支部书记对我说：“你的入党申请书是我见过的申请书中写得最好的。”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份申请书是我在四口之家只住15平方米的家中的双层床的床板上写成的。虽然条件很艰苦，但这份入党申请书是我用真情写成的。

      一年的入党预备期满以后，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成了一名跨党干部。之后，我又担任了第七、八、九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民盟中央常委。作为一名技术干部，参政议政使我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关心国家大事，各种信息和考察拓宽了我的眼界，增进了我的知识，对于自身业务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思维的开拓，都有很大帮助。

      内心敬佩的一位“老八路”

      在工美行业工作了一辈子，工美行业中让我最为尊敬的人是刘导同志。他原本是我在工艺美术学校时的校长。那时我很怕他，学校的许多教师都怕他。因为他整天双手背后，脸上没有过一丝笑容。开大会时，他讲话尖刻严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打入“牛鬼蛇神”、“黑帮”行列。刘导1938年参加革命，在敌占区工作。造反派定他为“脱党分子”加“叛徒”。由于他死不承认，因此，他吃的苦头最大。

      在学校阶梯教室，我亲眼看到他胸前挂着牌子被架到桌子上码椅子、椅子上再搭起的方凳子上挨批斗，我在学校操场上看到他被皮带抽打后脑袋流淌的鲜血，我也看到他独自一人暗暗流泪的情景。

      “文革”结束后，他担任了工美总公司地毯公司经理，重新有了权力。一些过去整过他的人去求他安排工作，他都一一给予解决。

      有一次，我带着“为什么”的疑问去问他。他平静地告诉我：“这些人没有错，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在运动中灵魂也受到了教育。”听后，我对他肃然起敬，原来在他那宽容坦荡的胸膛里燃烧着一颗高尚的心。

      刘导退休之后，我每年都会去看望他。那时，他的老伴已去世，一双儿女都在为事业拼搏。他独自住在八里庄的老式两居室里。每次去，我都看到他在泡方便面，有时打上个鸡蛋。在敌人枪林弹雨下冒着生命危险奋斗过来的老革命，就这样淡淡地生活着，又平平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今天想来，让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52年的“工美”情

      1999年，我从工美总公司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当办好退休事务，我下到工美大厦一层，用公司赠予的两千元退休纪念礼金购买了一方10克重的金块，以作我一生在工美行业工作的一份珍贵纪念。退休以后，我还在北京工艺美术学会任会长，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任副会长职务，有机会参加全国工艺美术界的各种活动。虽然我已年过花甲，我仍然把参加活动当成学习，开阔眼界，防止衰老的措施。我热爱工艺美术行业，毕竟它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所在。与此同时，我也参与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审工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国旅游产品开发等工作。

      后来，我又遇到几次提升与发展机会，但我认为政治并不是我的强项，在擅长的领域里发挥自己的作用才是我所希望的。

唐克美（左）与日本土室烧专家高桥通子交流技艺

      退休以后，又遇上了中国人百年梦想的奥运会，我心中由衷高兴，想力所能及尽自己的绵薄之力。2003年，我代表民盟市委到莫斯科参加了迎接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大会。回京后，我被工美总公司邀请参加了奥运奖章与奥运徽宝的设计与制作工作，受总公司委派，担任奥运徽宝制作的艺术顾问。

      此时，正遇“非典”肆虐，电视上每天报道着因感染“非典”死亡的人数，让人一时感到生命的脆弱。那时，徽宝已经在蔚长海大师工作室开始制作了。我每周都需要去那里一次，以了解进度，确保作品的艺术与工艺质量。

      每当我出家门，手抓住出租车门把手的时候，心里总会想自己有可能在这一刹那间感染上病毒。当眼睛看到车上贴出的“消毒”两字，心中也就平复多了。进到蔚长海大师办公室，他总是先让我喝事先准备好的防“非典”的中药汤，然后再开始工作。临别时，他又总会拿了一大包药让我带走。同志间真切的爱护与关怀让我感动不已，使我今生难忘。

      奥运前夕，中央美术学院的许平教授告诉我，他们设计的金镶玉奥运奖牌已被奥组委审批通过，请我寻找一家制作单位。我与王建、张铁成大师联系，他俩欣然接受了制作任务。他们在制作中对原材料挑选的严格，在工艺制作上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奥运期间，我还代表北京工艺美术学会在由北京市科协及社科协举行的奥运文化、奥运精神的高层论坛上发表了论文。我还邀请文化学者杨伯达先生、于丹女士与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共同开展奥运玉德文化的研讨。我与部分会员撰写了一篇《新玉德观》的论文提交给了北京市科协。经过几轮评审，此篇论文获得2008年度北京市科协论文一等奖。根据我的表现，第29届奥林匹克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嘉奖我为“科技奥运先进个人”。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经济、文化功能。为北京工艺美术行业作出贡献的人，无论是工人、技师、设计师、工程师、大师、干部、领导，都曾经与工美共荣耀、同患难。大家都会铭记“工美人”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都会为工美前辈们创造的成绩而感到骄傲，都会为自己的付出而感到欣慰，都会为今天“工美人”的新发展、新创举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