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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蔡磊：惠州瓷脉一千年
工美集2021-09-22
作者：蔡磊，惠州市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
中华是瓷的故乡，岭南是瓷的家园，惠州是瓷的乐土。
《宋史·地理志》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改祯州为惠州，治所在归善。
惠州千年瓷脉，从宋世开篇。它如一溪源头活水涓涓流淌，在时代的潮涌中，起伏激荡而又砥励前行。
宋代：青白釉瓷与东平窑
一、唐代以来，中国制瓷业已形成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两大制瓷工艺，所谓“南青北白”是也。自宋肇始，以生产青白釉瓷为主的景德镇窑系迅速扩充，成为最为庞大，在南方影响最为突出的窑系。盛世北宋，瓷业大兴。蒋祈《陶记》曰：“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有饶玉之称……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我们不妨理解“器尚青白”的双重含意。其一“江湖川广”各路喜用青白瓷；其二“江湖川广”各路生产青白瓷。
青白瓷无疑是宋代釉瓷最具标志性，且最庞大的“家族”。它完整的“谱系”，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主题展示“晶莹如玉，引领天下——宋代：公元960—1279”中有详细介绍：“宋代，我国青白瓷生产发展迅猛，窑场星罗棋布。除景德镇以外，江西南丰、吉州、赣州、宁都、金溪和贵溪；福建德化、泉州、同安、永春、安溪、南安、莆田、福清、仙游、连江、蒲城、崇安、光泽和建宁；广东潮州、广州和惠州；广西藤县、容县、桂平及北流；湖北鄂城和武汉；湖南益阳和衡阳；浙江江山和泰顺；安徽繁昌；河南中牟等地，都烧制青白瓷。”此中所指“惠州”，笔者认为是“东平窑”。此外，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宋代陶瓷窑址分布”图中，标有“惠阳”地名的窑口，也应指“东平窑”。
叶喆民著《中国陶瓷史》“第八章宋代陶瓷的历史高峰”之“第六节景德镇窑及其类型”中载：“宋代生产影青瓷器的窑场在江西境内除景德镇外，还有乐平、临川、南丰、吉安以及福建的德化、泉州、南安、同安、闽侯、闽清、连江、政和、仙游、漳浦、建阳；浙江的江山、泰顺；安徽的繁昌；广东的广州、潮州、惠阳、中山、梅县；广西的藤县、桂平等不胜枚举。”其中“影青瓷器”为青白瓷的又一称谓。
东平窑虽已亮相《中国陶瓷史》，既以“哑剧”的角色出场。但它存在的依据有曾广亿先生著《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简报》，及《略谈惠州宋瓷制作技术与工艺水平》中，对于北宋惠州东平窑址情况的清晰论述。
二、单色釉、薄胎、敞口、浅底、高足、刻划纹，以及丰富多样的器型，是青白釉瓷的基本特征。
《惠州文物志》“第二节古代生产遗扯”，对“北宋东平窑”介绍道：“窑址于1976年9月底发现……从窑址中清理采集了瓷器、窑具等各种样式的标本650多件。瓷器有碗、碟、盏、杯、盅、罐、壶、瓶、炉、器盖、瓷枕、小狗、弹丸、吹雀、小葫芦等；窑具有匣杵、匣钵盖、渣饼、垫环、擂杆等。釉色有青白釉、酱黑釉、青釉、酱黄釉、酱褐釉、青褐釉、淡黄釉等七种……瓷器不仅种类多，纹饰有印花、刻花、雕塑、镂孔四种，主要纹饰有菊花、牡丹、蕉叶纹、卷草纹、莲瓣纹、蓖梳纹等。”“东平窑属长条斜坡阶级窑，估计原长32米左右，纠正了此前认为阶级窑是明代以后才出现的说法。此窑建在窑具碎瓷废品堆积层上，为国内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窑灶建筑设计。省考古专家根据窑的规模估算，每窑一次可生产瓷器5万件，三条窑一次可生产15万件，如一年出10次窑，一年就可以生产150万件。当地不可能销完，大部分是外销。”
建在“窑渣”上的北宋窑床，是怎样迫切的需求，才有冒这般风险的必要？或是何等寸土如金的繁华世相，才会有如此的坚守？
李公明著《广东美术史》“第六章南汉、两宋美术”之“第三节宋瓷之花”写道：“广东宋窑分布很广，主要的窑址集中在潮州、佛山、南海、广州、惠州、韶关、南雄、仁化、遂溪、廉江、海康、封开、东莞、紫金、阳江、德庆、陵水等地，其中最有代表性、并已经科学发掘的是潮州笔架山窑、广州西村窑和惠州窑。”“以上三处重要窑址均属于北宋时代，且又都是以外销为主，显示出广东北宋瓷业的飞跃式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宋代初期潮州、惠州、广州三地率先开坊设窑，构成“三点一线”的产业格局，打下岭南瓷业兴旺的根基。在《中国陶瓷全集》一书中，冯先铭先生著《宋元青白瓷》载：“惠州瓷窑只发现两处，一处在惠州市东三公里窑头山，系宋代窑址，烧青瓷、青白瓷及黑瓷三大类。”“青白瓷有爪棱壶、刻划纹盘、葵口碟、浮雕莲瓣炉等，器物造型装饰与潮安笔架山颇多相似之处，反映了两窑之间的关系，以及广东地区宋代瓷器的共同风格。”
自今已知的惠州宋代古窑址，多分布于东江中下游沿岸。据吴定贤、邹永祥编著的《惠州文物志》，惠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编《惠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综合篇》等资料显示，它们分别是惠城东平窑、朱村窑；三栋瓦窑岭窑；博罗葫芦岭窑、显岗窑；潼湖永平窑、黄屋村窑。令人遗憾的是其中约半数古窑址，因开放初期文物保护力度不足，已遭毁弃。
古人称冶陶为“火中求宝”，其不易处往往为今人所忽视。
宋《韶州新置永通监记》道：“市材于山。市甓于陶。雇工于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评价而与之金。”此番叙述，也适用于对东平窑的描绘吧。
惠州迈入制瓷之门伊始，即系出青白釉瓷这一“名门”，可谓根红苗正。不仅如此，在此之后它则位列广南东路制瓷产业的主流当中。从北宋到南宋，江山半壁，国运渐衰。然而，海上陶瓷之路却空前繁荣。宋朝惠州因邻近“天子南库”广州府，便于经“通海夷道”放洋参与海上丝路贸易活动。东平窑工艺与技术含金量在当时已属位居前列，经济效益不容小觑，但它仍然引进素有北方“青瓷之冠”的耀州窑印花制作技术，并造就了大批能工巧匠而有所创新。使其瓷窑特色鲜明独树一帜，有别于同期同类窑口。
东新桥浮桥
宋代交通便捷的惠州城，由于瓷器产销两旺，不仅带动了东江流域制瓷产业链的形成，也加速了区域人流物流的暢通，扩大了市场需求。使其从手工业薄弱的城市，一越成为手工业发达之城。
宋代惠州陶瓷文化遗存，不仅在东江流域的内陆水道屡见不鲜，在惠州沿海岛屿也有发现。在《文化惠州》总第四期中，张媛文《浅淡大亚湾纯洲岛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文，将纯洲岛发掘宋瓷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成为宋代惠瓷走出国门的直接证据之一。
无论是当地消费需求或番夷贸易需要，瓷器都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在人类历史上，宋代首先迈入手工制造“全球化时代”，岭南惠州作为当时重要产瓷基地之一亦未缺席。以东平窑为代表的宋代惠州陶瓷文化，在岭南陶瓷文化中占有重要席位。而令惠州人倍感亲切自豪的，还因为它是载入《中国陶瓷史》中惠州的“第一窑口”。
东平窑无疑成为了惠州千年瓷脉的龙头。
三、缀玉含珠、与月共色是世人对青白瓷的赞美。景德镇的青白瓷冰肌玉骨，因其地属饶州，故有“饶玉”、“南定”之称。
宋代餐饮业发达，瓷器等食用器具需求巨大。吴自牧《梦梁录·酒肆》道：“临安酒肆……兼卖诸般小酒。食次随意索唤。酒家亦自有食牌。从便点供。”自宋以来，因惠州开坊制瓷之故。惠州城及各州县均可享用质优价廉的食用陶瓷器皿，这也反映出当时惠州居民具有较高的生活品质。
在惠州人熟知的苏轼寓惠诗词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其诗词作品中，对陶瓷器皿的描述频率较大，这一特点，在苏轼以往的诗词创作中则并不明显。如《浣溪沙》：“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松风亭下》：“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新酿桂酒》：“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就连其子苏过诗作亦有相类，如《次韵大人五更山吐月》其二：“幽人酌桂醑，冰碗白玉藉。”又如《九日诗》：“勿惮往来频，杯中犹有物。”此外，随后寓惠的“小东坡”唐庚诗作中也屡见瓷具。如《杂诗》其五：“精力看书觉，情怀举盏知。”《杂诗》其十六：“笋蕨春生箸，鱼虾海入盘。”
在苏轼吟咏“罗浮山下四时春”之前，曾书写《寓居合江楼》诗，又有“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还与罗浮春。”因此，不由令人遐想。居士“不辞长做岭南人”的情怀，或许不仅因为荔枝，也有东平窑瓷器的一份功劳吧。
据清康熙朝《博罗县志·杂纪》载：“罗浮冲虚观。所传铜龙六。铜鱼一。苏轼云：‘近于朱真人朝斗坛获之山记。二物虽似铜铸。细玩则非金非石。非铜非铁……坚若窑瓷。轻若木叶。实神物也。’”
明代《广东通志》修纂黄佐，曾作《梅花村前遇畲人荐酒》诗：“落落梅花村，前有烧畲客。殷勤芳树下，酌以缥玉白。杯盘出古窑，鸡忝自山泽。陶然巾东去，和风荡长陌。”诗中“古窑”，极有可能所指罗浮山显岗窑。此外，他另一首《青霞谷赠甘泉》诗中，有“云边放鹤啄瑶草，雨后呼龙耕玉田”句子。也不禁令人想起显岗“龙窑”烧“白瓷”，可不就是“龙耕玉田”吗？
显岗窑址遗存非同寻常的精美瓷片标本，与景德镇青白瓷“佳者莹缜如玉”相类似，如此高端之瓷出自岭南名山脚下的古窑口，着实令人疑窦丛生。
在岭南陶瓷史上，惠州显岗窑可能是唯一具有短暂“官窑”性质的窑口。
纵观南宋末年这段特殊的血泪史，随着一个衰落王朝的迁徒，显岗窑未能逃脱国运不济。曾经举世瞩目，辉煌绚烂的大宋窑业，在广南东路罗浮山下的显岗窑气数将尽，最后一屡窑火，令人唏嘘地熄灭于此。
始于东平窑的完美，终于显岗窑的悲凉，宋代惠州瓷业的绝响，是王朝缩命般散落一地的“玉粹”。
元代：龙泉釉瓷与三官坑窑
一、在惠州千年瓷脉岁月长河中，契今最不清晰的，就是元代陶瓷史。无疑，它是客观存在的。《中国陶瓷史》“第八章元代的陶瓷”中，载有《元代瓷窑遗址分布图》其中整个“广东”部分标示，唯有“惠阳”，罕有地连潮州都未标出。但“惠阳”何窑，文中并未详述。我的理解，应从瓷窑的谱系关系中寻找答案。
元代南方诸窑大致可分为三个瓷系。其一，青白釉瓷系。它存在于南宋末年至元代早期的东南沿海窑口，但因战争摧毁严重，工匠被整体迁徒，以及各地人口锐减，几无消费市场等因素，故逐渐衰落。其二，龙泉釉瓷系。元代中期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日异旺盛，龙泉瓷系异军突起，东南沿海涌现诸多窑口。史录为“闽人所制”，青釉瓷器烧制技术从东向西扩散，为元朝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由此成为南方瓷业的主流，在民间的影响更是跨元入明，延续至明朝中期。其三，青花釉瓷。元青花瓷形成伊始，即为时尚，主要因蒙古贵族及西域统治者所好，其产地也仅限于景德镇，青花制作技术尚未扩散。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见，《元代瓷窑遗址分布图》中的“惠阳”，烧制龙泉窑系青瓷的可能性最大。
《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一书，登载宋良璧先生著《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概述》“七、元代的瓷器”部分讲道：“元代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由于政府对有一技之长的工匠比较重视，又加强了对外贸易，为陶瓷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除部分宋窑仍继续生产，元代瓷窑数量亦很可观。考古调查发现，广东惠阳白马山、新庵三村等处仿龙泉青瓷窑址堆积范围很广，厚度均在4米上下，可见当时制瓷业的兴旺。”
1962年第8期《考古》杂志刋登曾广亿先生著《广东惠阳白马山古瓷窑调查记》提到：“陈万里先生曾经看过本窑产品，并推断是‘南宋以后的作品’，我们同意这种看法。”陈万里先生是浙江人，我国现代古陶瓷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在青年时期便“九下龙泉，八上大窑”，深入龙泉诸窑遗址实地考察，是位著述等身的龙泉窑研究泰斗。
据1956年2月出版，陈万里先生所著《中国青瓷史略》之“闽粤方面烧造青釉器的新发现”载：“广州以外，我们再看东江方面，首先是惠阳，最近在白马山发现了烧造青釉器的窑址。它的釉色深而胎厚，因为尚未经过详细的调查，所以对于它的制作还不可能有较详尽的记载。就时代说，是南宋以后的作品。”刊登于1964年第4期《考古》期刊，由曾广亿先生所著的《广东惠阳新庵三村古瓷窑发掘简报》，内容包括“一、地理环境”、“二、地层情况及窑室结构”、“三、出土遗物”、“四、结语”。其中在“一、地理环境”部分中提到：“新庵三村位于惠阳县（今惠东县）城东约80公里，东距白马山约5公里，西距福长岗约2公里。”“三官肚山（又名三官坑）位于碗窑村东约500米，北面是虾公塘。三官肚山地势起伏，遗物散布在野草中，范围约50×300米.西南高出山脚地面约8米处有一座窑址，窑门半露地面，窑址之东有大量窑具与青釉划花瓷片，堆积层厚3.3米。”
宋良璧先生著《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概述》一文中，“七、元代的瓷器”部分所指：“广东惠阳白马山、新庵三村等处仿龙泉青瓷窑址”。乃至《中国陶瓷史》中《元代瓷窑遗址分布图》“广东”部分，所标示“惠阳”为元代窑址的依据，应出自曾广亿先生《广东惠阳新庵三村古瓷窑发掘简报》。此外，三官坑出土的乳浊青釉厚重胎体的高足杯、浅碟等，与元代的器形唇合。在装饰风格上也趋于雷同，其中碗底戳印有“公正”字样，外形又加以元代银锭特有的束腰图形为装饰，都具有鲜明的元代特征。
二、近人许之衡作《饮流斋说瓷》曰：“瓷虽小道。而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南宋末年抗击蒙古军的斗争，以广南东路各地发生的战事最为持久和残烈。三年反复争夺，与最终南宋王朝行朝的灭亡，均发生在岭南这片由花岗岩和红土地浇铸的山河海岸之间。
在这期间，因江西、广东等地抗元势力较有组织，抵抗最为彻底，故牺牲最为惨烈。随着战争吃紧，为免遇杀戳保存实力大量人员南迁，这其中也包括大量窑工，或逃难或从军。随着岭南战事接近尾声，窑工所剩无几。整个青白瓷系产业遭到重创甚至摧毁。而浙江龙泉等地，因非抗元主战场，窑工的生存机率远高于江广两地。这为元代依始，龙泉窑系向东南沿海省份扩充，提供了工匠和技术上的保障。
让我们看看以下史料，或许能够更加明确地认清，历史处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变化。据清康熙《浮梁县志》记载，景德镇人口变迁情况：南宋咸淳五年（1269），有38835户，130753人；元至正十五年（1278），有50786户，192148人。在宋元交战的尾声，应当是人中稠零，而景德镇即是个特例，不降反升。9年的岁月里，增加11951户，61395人，分别增长31%和47%”。在以外来人口构成主要是因为被虏而迁入的数量增长中，陶瓷工匠比例占了绝大多数。
在激烈战争造成人口大量锐减时期，景德镇人口不降反升，与时局形成鲜明对比。这在当时的长江以南，景德镇或许是个唯一例外。
元朝早期，作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觊觎岭南民众反抗斗争火焰，对该地实行高压统治。他们将宋代广南东路粤东区域全部划归属于江西行中书省，以更进行最为严酷的治理。而对待为数不多的手工业者，则被视作享受赢利的工具。实行匠户制度定人定编以供食物配给，且不许分户世代承袭。
据成书于元代初期，蒋祈著《陶记》记载：“窑有尺藉。私之者刑。釉有三色。冒之者罚。凡利于官者。一涉欺瞒。则牙商担夫。一例坐罪。”
元代初期的惠州，城廓廖落人口零丁，更何况偏远乡村。
据清康熙朝《归善县志》卷之十“赋役论”曰：“户口。宋以前无考。元户九千五百七十五。口四万五千四百一十。”谭加浠、朱生灿编著《惠州史稿》“第五节宋、元时代”讲述：“在惠州设立惠州路，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四县……惠州路有户24976，人口111462人，归善户9575，人口45410人。”
据清郝玉璘修《广东通志》六十四卷中有载：“陶器出阳春、新兴。皆闽人效龙泉为之。然不能精也。”我们估且不论地名，虽未见史料载录，但惠州制瓷已是事实。而“闽人效龙泉为之”，亦有可能是惠州当年状况。
地处深山密林中的三官坑窑，生产条件是极其艰辛的。
在临近南海的莲花山脉乌禽嶂段，由于海洋性季风气候影响，造成这一地区潮湿多雨，每到雨季必然造成该地西枝江上游洪灾泛滥。三官坑窑址恰恰于此，现白盆珠水库主坝前的山丘上。在未筑坝的古代时期，每当周期性洪涝发生，此处百姓生命财产必然遭殃。
当时的白马山区四处皆为崇山峻岭，仅以一溪相通连接西枝江，闭塞程度可想而知。每年春夏的雨季汛期虽然危险，即是行船进出该地最佳时节。
在长年与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浸泡、塌窑等损毁，以及森林野兽、各种疾病、匪盗滋扰，乃至缺粮缺医等恶劣环境和艰苦条件下求生图存，仍能进行大规模开坊烧瓷，让工匠从事高强度的繁重劳作，没有朝廷派遣官员或其代理人进行严酷监管，是难以想象的。
在《惠州史稿》中，就引述了《辍耕录》所载的一首广东民谣：“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蕙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是官。官是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明史·何真传》云：“（至正）十四年（1354）……惠州人王仲刚与叛将黄常据惠。真击走常。杀仲刚。以功授惠阳路同知。广东都元帅。守惠州。”这位曾“扼守东江要冲”的东莞人，在元末归顺了大明朝。
窑坊天天器转械动，窑匠日日百工竞技。虽受尽苦难创造的财富，对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善。血腥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依然如旧上演。但在这一被受压榨和欺凌的过程中，窑工们更加团结，反抗斗争持续不断，最终与各路义军一道，将短命的元朝赶下了历史舞台。
这或许是三官坑窑所产青瓷，能够跨越元明两朝的合理解释。
三、陶瓷收藏鉴赏家马末都先生在其所著《马末都话收藏·陶瓷（1）》中，对龙泉“青瓷的比较”介绍道：“过去北方人看龙泉窑的时候，叫它‘南耀’。南方人看到耀州窑的时候，则叫它‘北龙泉’，都以自己的视角看待对方。”若如此说，也可诙谐地将东平窑运用耀州窑印花工艺制作碗碟称为“惠耀”；惠东三官坑烧制龙泉窑系青瓷，叫作“惠龙泉”。也算蹭了一回名窑热度，博君一笑。
我们知道，澄澈欲滴的青釉并不符合元人“国俗尚白”的成规。但“窑火既歇。商争取售。”终就不仿碍统治者由此获取丰厚的经济利润。
元朝虽不是海洋军事大国，即是海洋贸易大国。元代的对外交往，不仅几乎涵盖整个亚洲，还涉及非洲东北部和欧洲南部沿岸。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载，其中“贸易之货用”的“青磁”、“青器”以及“青碗”当均指龙泉窑系青瓷。“美冠当时”的青瓷，成为元代对外贸易瓷器销售中的最大宗商品。故《岛夷志略》又云：“瓷虽小道。而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第六章宋元广东封建统治的加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之“第五节元代对广东诸道的统治”，其中提到元顺帝时期，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他在其《游记》中，对“秦克兰（广州）”商贸繁荣的描述写到，出口商品为大宗的是瓷器和丝绸。他在记中又讲叙：“瓷器。拔都他云，广州最大的工场是陶瓷工场，设有专用仓库和码头。所产瓷器是用当地瓷土和某些矿物为原料，经三天烧制而成的‘世界最佳者也’。”“中国人将瓷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出口瓷器除本地产品外，还有更为优质的景德镇瓷。”。
我认为，在这段表述中，“出口瓷器”中的“本地产品”，应包括当时惠州诸窑生产的瓷器。由此，我也忽然明白，元代龙泉瓷之所以厚釉笨胎磕碰不得，实为瓷器能够抗击远洋水道上的巅簸而“量身定制”的。
另一方面，元代海贸与明代海禁，对岭南诸窑的兴衰影响最为直接。就规模和产能以及当时“通番事宜”而言，元代要远超于明代。加之明朝初始，因抗倭与防止海盗，东南沿海均建立卫所驻屯重兵，海禁实施时间要远较前朝为长久。这应是元代东南沿海诸窑生产瓷器，产销两旺的原因所在。
元代惠州成为岭南为数不多的青瓷生产重镇，或许不止三官坑一处窑址。也不排除惠州其它地方，甚至惠州城亦有窑址。誓如，惠州下角的古窑。
历史之谜还需重大发现和文物重见天日去解答，让我们耐心期待。
明代：龙泉釉瓷与白马窑
一、明代惠州瓷器生产盛于元代，它最突显的特点是龙泉釉瓷与青花釉瓷双釉呈祥，前后登场。清郝玉璘修《广东通志》卷五十二有云：“陶器出阳春、新兴。皆闽人效龙泉为之。然不能精也。”该文在“陶器”产地的列名中，似乎有所遗漏而并不全面。明嘉靖《惠州府志》“器有之品”则云：“青碗。出龙川、归善。”
李公明著《广东美术史》中，“广东明瓷概观”提到：“大规模烧制的仿龙泉青瓷。属于此种类型的窑址在全省分布最广，有大埔、兴宁、五华、龙川、河源、澄海、惠来、平远、陆丰、惠州、惠阳、惠东、博罗、中山、番禺、化州、高州遂溪等县市，约50多处窑址，其中以惠阳白马山和惠东新庵窑为代表。”这里需要更正的是，新庵窑和白马山窑均位于今天的惠东县白盆珠镇。
白马窑与新庵三官坑窑如同相隔于“盆地”东西两端，直线距离约为三公里，其中明显的差别在于前者比后者的地势要高出很多。故三官坑窑与相邻的白马窑从工艺技术角度而言，并未有根本的区别，大约可推断为“前后期”的关系。导致其迁徒的原因或许不是改朝换代，更有可能因洪涝等灾害造成不可逆损失所致。
白马窑的谜团不少，故事即便多。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广东考古界首次发现的古窑址之一。《惠州文物志》对“明白马窑址”的描述为：“在蜿蜒7公里的狭长山谷地带中，处处可见表征具体的废窑址。”据推测至今仍有数以吨计的“窑渣”堆积于茂密的植被之下，可见其规模之大，在粤东青瓷产量应居前列。据此推论，白马窑具有向外输出烧瓷技术的能力。事实也说明，在白马窑周边近百平方公里范围内，沿西枝江及东江流域的惠州府城、归善、永安、海丰、陆丰等县，均有青瓷窑口分布。黄观礼主编《博罗县文物志》载，博罗县龙华镇潭村窑址道：“这座窑址与惠阳新庵馒头窑相似，应属明代瓦窑。”
近十年来，白马窑又以“惠东窑”之名，被列入《故宫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全集》。其说明为：“窑址在广东惠东，明代烧造青釉碗、小杯、高足杯、缸、盘等器物。盘、碗外刻划莲瓣纹、花瓣内饰直线纹，碗内有印‘福’字者，‘福’字有印反的。此外，还有‘正’‘寿’‘清’等样的。从窑址采集的标本来看，该窑受到浙江龙泉窑的影响。”
二、《浮梁县志·陶政》云：“白器如于坯上画料罩釉。即为青花。”其实并非这么简单。不同瓷窑烧制不同的瓷器，其工艺技术差别甚大，一座窑口，便是一种釉瓷工艺技术体系满负荷运作的结果。
《中国陶瓷史》中“景德镇以外生产青花瓷器的窑场”部分，介绍了博罗窑址内容：“博罗、揭阳和澄迈窑：广东地区明代烧造青花的窑口应该是较多的，特别在明代后期，大量青花瓷器的出口贸易，必然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外销瓷中的‘汕头器’主要指广东生产的青花瓷器。但习惯称为潮州青花的，目前还没有弄清它的产地。已发现的广东地区明代青花瓷窑，除了东兴外，材料已发表的有博罗、揭阳和澄迈窑。”“博罗、揭阳窑出产的青花器，比景德镇的胎和釉都粗，有的是青白釉下绘青花，效果就更差一些。器物有碗、碟、杯、瓶、壶等。青花图案主要是花草……博罗角洞山窑址出土的一个残碟，还有“雨香斋”的堂款。这些特征，都说明博罗、揭阳地区的青花瓷窑应属明代后期。”
冯先铭先生为《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所作《代前言》中指出：“博罗与揭阳烧瓷时间比饶平晚，造型、纹饰、钴料均具广东地区特色。而饶平窑与博罗、揭阳不同，器物造型、纹饰、钴料以及款识与景德镇毫无二致。因此两窑关系比较密切，饶平绘瓷工匠来自景德镇的可能性比较大。”
申家仁著《岭南陶瓷史》中，关于“青花瓷器”的论述云：“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所知，岭南明代烧制青花的窑址分布很广，粤东的饶平、惠来、揭西、大埔、海丰、五华、丰顺、平远、兴宁；粤中的博罗、惠东、新丰；粤西的廉江、罗定、高州；粤北的始兴和海南的澄迈等地都有烧制青花的窑场。其中以饶平九村窑、大埔窑、揭西窑和博罗窑为代表。”“博罗青花瓷窑分布在角洞水库和角洞山一带，属明代中晚期窑址。这处瓷窑的青花产品也主要是碗、碟、杯、瓶等。有些碟内还有‘雨香斋’名号，底部圈足内有两排坚写的‘大明成化年制’款。”
若以“成化年制”款为上限，即1465年至1487年间共为成化二十三年为始延伸至今推定，惠州烧制青花瓷约历经550年。根据这一史实为依据，惠州烧制青花瓷器的“时间表”，大约应在明中期而非明晚期。
惠州青花纪元由此拉开序幕。发色清悦，成品率高的青花瓷成为惠州瓷业生产横跨四个朝代，历经500年风霜传奇般的存在。
这座被《中国陶瓷史》称为“博罗窑”的明代古窑址，在曾广亿先生所著《广东博罗、揭阳、澄迈古瓷窑调查》一文中，被称作“博罗角洞山窑址，位于博罗县城之西北约25公里。”可惜今已不存，但它却是惠州烧制青花瓷工艺技术最具代表性的窑口，手作之器无愧于惠州民窑上乘之品。已具虽无“锦地花纹并带云霞之色”的绚烂，却有“泥形土质皆有金石之声”的幽韵。
“陶成雅器”的惠州青花瓷，还不仅限于这一座经典窑口。
惠州市惠城区收藏家协会林选志友人，曾送我一件略有变形，看似普通的青花瓷碗。而它不普通之处，是我惊喜地发现碗壁书写着许多草体字，再仔细一瞧，原来竟是王羲之草书法帖。据称这件“宝贝”是选志与友人一次偶然闲游惠东东部山区散心时，在路边拾来的。可惜的是我拿到此碗已是几年之后，在我再三追问下，他依然记不起那个地方的名称和位置了。
一座明代古窑，能烧制出在巴掌大胎壁上书写书圣草书青花碗，自然应属碗中“上品”，何况它又出自惠州。这件不普通的碗至今留下一串谜团：该窑的画匠手艺有如此高吗？是外地文人历尽辛苦入窑书写的吗？是谁“定”制了这种样式的青花碗？若是工匠率性之作，也应是位落难高人吧。
所谓微小的差异中，或许蕴藏着一个令人惊叹的秘密。
明代后期，民间受道教影响较深，青花瓷器中书写吉语文字并不稀罕，但民间窑口出现书写名人法帖，这般高规格的情况，以我有限的认知这是唯一例子。要知道现在书家上手书写王羲之草帖的，也没有几位能及碗上的草字。客观地评价这位“工匠”的笔墨修养，在今天也能称得上书法家了。而且这种上乘之作的“草书碗”，其生产数量似乎并不算少。以明代岭南儒风之盛书院广布，士子如云用度倍增而论，瓷中风雅之魁首，当属吾惠青花了。
诗一般的惊叹与谜一样的存在，让这座事实中如“世外桃源”的窑口，从此令人心生向往。
青花瓷手工制作技术向南扩张，是经济发达的表象之一。
清《景德镇陶录》曰：“镇瓷在唐宋不闻有彩瓷。元明以来多青花。”惠州与景德镇的情境略同。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明代惠州青瓷的崩塌与青花瓷的崛起，是因何原故造成的？两者之间的迅速转变，没有外力因素的干预是难以想象的。
龙泉青瓷与青花瓷在装饰风格上有本质的改变。龙泉青瓷多以印模将花卉、虫鸟、文字等图案戳印于碗碟中心或内外两壁；青花瓷即用笔绘方式，将花卉、鱼虫纹样图案，绘制于瓷器之上。相较于龙泉青瓷的浑厚凝重，从视觉感观而言，青花的装饰效果更加清晰明朗。加之民窑匠法挥洒自如的简笔粗线，让灵动简洁的青花图案越然胎上，彰显出柔和悦目、轻盈雅致的韵味。
青花瓷以钴料入釉，绘制发色图案，以素雅幽蓝见称。明代景德镇青花发色特征被分为四个时期：永乐宣德的浓艳凝重，成化弘治晕淡清秀，嘉靖隆庆的蓝中泛紫，天启崇祯的浓烈清纯。而民间窑口所产青花瓷，除胎质疏松外，还因所用釉料为国产钴料，烧出的青花瓷花色多青中带灰，不可与官窑相提并论。
三、据1984年12月刋用的曾广亿先生所著《广东出土古陶瓷及有关问题研究》文章介绍：“明代广东瓷业又有了空前的发展，瓷窑分布在潮州、澄海、揭西、饶平、平远、梅州、梅县、大埔、龙川、河源、惠东、惠州、惠阳、博罗、佛山、中山、深圳、遂溪、廉江、海康、始兴等二十多个县市。当时采用龙窑和馒头窑烧窑。”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本《惠州府志》之《归善县境之图》，在横瑶村位置，已标注“碗窑”地名。其后的清康熙及乾隆《归善县志》所载《归善县境之图》和《疆域图》，均标注了“碗窑”，但与《惠州府志》所注位置略有改变。
古人为简化称谓，通常将烧瓷场所称为“碗窑”。在白盆珠水库周边，明清时期属新庵地区，其间散布有横窑、横坑窑、横江窑、碗窑等众多窑口。
据《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录》“横窑”载：“在惠东县平山镇东北54公里处……清代龚氏自县大岭镇排岭迁此。以筑窑烧碗为业，地处大坑口，素称横坑窑。1951年后，简称横窑。”
横窑曾有青釉、青花釉瓷碗、碟标本多款，另有火照、匣钵等窑具出土。该村周边山岗密林竹丛中，多处显露窑床残壁及窑渣堆积。其中一件青花敝口碗残件，釉色莹润、制作精巧，是民窑中难得一见的佳品。
由此推断，横窑早于明代晚期，便已开窑烧制青花瓷器。
爱好陶瓷收藏者都知道“克拉克瓷”。它是明代晚期在江西、福建等窑口，专为出口欧洲市场而烧制的青花瓷器。其实除“克拉克”瓷外，还有一种在粤东沿海诸窑口生产的瓷器，当年也是菲声海外。它就是法国人莫尼克·科里克在《界定汕头器的年代》一书作中，首先提出的“汕头器”。《中国陶瓷史》讲道：“外销瓷中的‘汕头器’主要指广东生产的青花瓷器。”冯先铭先生著《中国陶瓷》“明代景德镇瓷器生产概说”介绍道：“当时，值得一提的有福建德化有白瓷、宜兴的紫砂、山西的琉璃和法华器，以及广东潮安、惠阳的所谓汕头器，福建泉州一带的外销陶瓷器等。”
汕头器的概念是：在江西、福建，粤东等地生产。明中末到清初期。通过汕头沿海港口出口或转口，底足沾沙的陶瓷制品，俗称‘汕头器’。凑巧的是，在横窑遗址地表拾到的标本中，就有底足沾沙的碗、碟。在当地老人的述说中我们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前，来该窑烧瓷的大师傅都是潮州人。
横窑标本，为惠州青花瓷与“汕头器”的联系，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四、在青花瓷外销方面，横窑及临近窑口生产的“汕头器”，属于惠州府瓷器转口外销的大宗货物。
西湖泗洲塔
明李焘著《重建惠州泗洲塔记》谓：“天运地灵。于斯征应。庶几东南一都会乎。”作为惠州府经济的底色和富裕的象征，期间盐业和航运业发达，并左右着“岭南名郡”的经济脉搏。同时，陶瓷做为惠州手工业其中一环，也显露出它无可替代的份量和价值。
无论从产业规模和品质效益来看，在明代广东，惠州府仍然是瓷业产值较大的州府。而归善县（今惠东县）即是惠州府制瓷窑坊较为集中区域，说是“百窑竞烧，窑火连营”，恐不为过。
无论青瓷或是青花瓷，这些品质高、数量大的“剩余产品”多用于外销。
《中国陶瓷史》载：“从明代后期起，欧洲已经开始暢销中国瓷器，到清初的17世纪晚期，达到高峰。”《明史·外国传》亦有载：“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巩珍《西洋番国志》云占城国：“所喜者。中国青瓷盘碗等器。”马欢《瀛涯胜览》记爪哇国：“最喜中国青花瓷器。”
英国学者索姆·詹宁斯著《中国明代陶瓷》“第九章外销及民窑瓷器”中指出：“在16世纪初期，第一艘欧洲帆船抵达中国海岸之前，转口贸易都是通过印度商人和波斯湾及红海的阿拉伯商人进行的。正是他们装载着中国瓷器，驶往菲律宾群岛、印度半岛、马来群岛、锡兰和印度及波斯和埃及等地。”“青瓷在超过7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中国外销至南亚和西亚、东非和北非，甚至是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的主要瓷器类型。事实上，这些国家大多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是阿拉伯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的地方。直到16世纪末期，青花瓷器受到青睐之后，青瓷的地位才逐渐被替代。”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说道：“从东南亚各岛出土的中国瓷器，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供外销的民窑产品。其中不乏闽广二省民窑所产。”“九至十世纪以后通过陆上交通路线把若干中国陶瓷运往西方，但把大量中国陶瓷普及到西方世界的主要还是依靠海上交通，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总之，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的一条很宽阔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我想还是把这条海上的通路姑且称作‘陶瓷之路’吧。”
明代自永乐至天顺朝都颁布了禁海令，并以立法形式，将禁海令列入《大明律》，实行海禁和市舶司管理并行制度。虽“禁民间海船”，但民间依扛不住利益的诱惑，至使走私频频发生。无奈朝廷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及隆庆年间，“时禁时开。以禁为主”。
海通以来，虽是货舶跨海，顺风相送；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其前题则是国内也由此形成诸多瓷器生产、交易集散中心。
五、地处归善、永安、海丰、陆丰县中心位置的归善平山圩碗巷，恰于此间成为粤东中部最大的瓷器交易集散中心。其周边白马窑、横坑窑、黄沙窑、桂山窑、鹿湖窑、老厝窑、庵山窑、陂沟窑等近十家“碗窑”，将所产瓷货汇集于碗巷，由此或转口由海路出港外销；或由水路经惠州转广州等商埠销售。
惠州民谣唱道：“人话惠州好水路，无使竹篱船自流。”平山圩地处粤闽官道水陆要冲之地，自宋代依始即辟为贯通惠潮二州的“下路”，本就是粤东水系纵横舟楫如栋，商贾云集货栈成市的码头之一。在利字当头的生意场上，不怕货比货，烧一窑瓷器，如同炼一锭元宝。瓷货贩卖的丰厚利润，使瓷货商家有实力选择最好的码头位置，最旺的街巷开铺设仓。作为瓷器集散“专业市场”的碗巷，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成为地名，为惠州陶瓷保留下“瓷码头”的传奇，“瓷街铺”的佳话。
据明代崇祯年间韩日缵纂《博罗县志》“年表”记录：“嘉靖四十三年。添设海防兵备。寻裁分巡道。总兵俞大猷……值倭警告急。都御史吴桂芳调兵六万。以大猷帅之。大猷以花腰蜂五百人从。大破倭贼。俘斩二千有奇。守备王诒诱花腰蜂。诣军门请赏。至平山。伏力士支解之。沿途以谢村落之被其害者。”“隆庆三年。倭犯平山。兵目周云翔叛。杀参将耿宗元。执通判潘槐。攻郡城不得入于倭。都御史熊桴。以赣兵败倭。俘云翔。”其中“至平山”与“倭犯平山”，已经说明了当时的平山，其地理位置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
明陈一松著《玉简山堂集》中，“送梅墩林公总宪东广序”言：“隆庆戊辰冬十月也……粤越在岭外。去京师万里。其人士诵服先王礼教。约束唯谨。顾其地复岭重溟。多亡命干纪。顷岛彝内。阂宵人相煽为乱。是在潮惠之间。而流毒全省。”
窑工们日日祈祷百神呵护，也未能享受太平之福。
民国版《博罗县志》“卷三 经济”部分提及：“明嘉隆间，有八个月不雨，遂成灾区，四方蜂起，成为巨变，此亦往事可征者。”这场天灾与人祸是否就是造成青瓷停烧原因之一？要知道，动荡的局势对于产业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六、明嘉靖《广东通志》论“惠州”云：“郡人好儒。文物不下他州。”
在陶瓷生产方面，明代史藉也为我们留下了简要概述，如郡人杨起元作《归善县尊经阁记》谓：“乃命陶人厚埏其埴。乃命梓人伟选厥材。”张萱撰《重修乡贤祠主进记》云：“基址之略。厚薄之揣。一仍其旧。木必材。石必贞。窑埴瓴甋必良。”而明崇祯版，韩日缵纂《博罗县志》卷五杂纪，载有南京礼部尚书吴俨为博罗籍“尚书张津”所作墓志铭有云：“虽富贵。自奉如寒士。间留客饮。相对欢然。客亦不以为简。”其中“肴核亦不过数器”之句，道出这位先贤节俭用度的清节高风。
韩日缵，明博罗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官至礼部尚书。韩日缵著《韩文恪公集》卷之十八，载《通议大夫户部左侍郎仰晋林公行状》，其中提及朝廷购买“回青”料曰：“乙未。擢工科都给中内承运库……承运库复言。回青缺乏。令所在采买六百斤。公执不可。曰：‘回青出古鲁番。叛服靡。常輦数万金。入豺狼之境。焉知不我梗也。’以公言罢遣。”《行状》中“回青缺乏”之述，无疑论及了一件明代陶瓷史的重要事件。
不囿于窑口众而优于瓷制精，不限于器皿雅而益于商贸通。明代惠州府制瓷产业，是惠州瓷业有史以来的又一次高潮，郡中州县几乎都设有窑场，甚至连设县不久的龙门县亦不例外。
清康熙六年（1667）版《龙门县志·山川》之《龙门山经》云：“县之东北十里有八字山。土细。陶可成器。”按此推论，明代龙门便已烧制瓷器。在《惠州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龙门县三洞窑也被例为“首个明代窑址”。
清代：青花釉瓷与黄沙窑
一、清代惠州制瓷业的亮点，在南明时期及清早期阶段。因处于王朝交替，使它无法脱离时代变故而增添了一抹绝境中的悲壮。明朝万历年间《惠州府志》“山川纪上”载：“海丰境。曰逃军坑之山。山有矿出银。又南入归善境。曰马头之山。是为西江之源。多木。岁出似供郡人之用。未尝乏绝。又南二十里。曰白马之山。又南十五里。曰小迳之山。昔盗窟。曰碗窑者。循此径入。”
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人语”之“永安诸盗”曰：“永安重峦复嶂。昔固盗薮。祭头山与乌禽、天字、清溪等嶂。员墩、黄沙等山。联络归善、海丰、长乐、河源、龙川等县。绵亘险阻。而祭头山有铁治。贼往往巢穴其中。分道出掠。官兵屡扑不能绝……古名、黄沙贼。常伏乌禽嶂。出掠木石园。执求盗通判。”
且不论《惠州府志》中“昔盗窟”，与《广东新语》中“贼往往巢穴其中”之异同，其大意叙说明末清初乌禽嶂一带“绿林”聚啸的状态是相似的。再往深一层探究，方知此是这位数次奔走广惠之间，联络各路反清势力的学者名士屈大均，为岭南南明史实存真大笔一隐，运用正话反说的“障眼法”。在官方记录如清乾隆版《归善县志》“杂记”有云：“国朝顺治……二年。归善乌禽嶂、圆潭子、大鹏、黄沙巢多冠。”清徐旭旦纂修《惠州西湖志·名宦》之“李文煌”云：“岭东届在遐荒。时当鼎革之余。绿林啸聚。哀鸿遍野。煌恩威互用。剿抚兼施。歼灭樟九凹巨魁。招徕黄沙巢遗党。民赖以宁。”
《惠东县志》对于“安墩黄沙明代窑址”的简介为：“位于安墩镇黄沙小学的后山。1987年，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到黄沙村调查文物时发现，该窑址占地约3000平方米，经挖掘，采集到的文物有：瓷片、瓷碗、垫筒、垫饼等器物一批，其中有施绿釉或白釉的盘、碗、碟。其特点为瓷胎薄、釉面光洁。从明、清至民国初年，都有开窑生产。该窑址属黄沙窑群，是惠东境内烧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窑址。”
黄沙窑与相隔数十里的和洞窑均始烧于明末，清初依能续烧实为奇迹。若无“招徕黄沙巢遗党”这一史实披露，我们很难想象黄沙窑会有存在的可能。
粤东南明与清初时期复杂的抗清斗争，以今天惠东县安墩镇的乌禽嶂周边，穷乡僻壤山区里汇集着折戟而起的力量最为混杂、时间也最为持久。《广东新语》“南岭”有云：“南岭者。岭东诸山最险要。”“但南岭当永安、长乐之中。新田隃海丰而东。归善悬隔西江。垒寨攒聚。何止百余。”在重重山峦隐藏的来自粤东沿海一带各股抗清队伍中，甚至还有部分是成立时间不久，以“一心复大明”旗号结义的洪门天地会门徒。
据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归善县志》卷之二“邑事纪”载：“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乙酉。乌岭嶂、圆潭子、大鹏山、黄沙巢寇起。”在该志卷之六“山川纪论”中，修纂者毫不违言义军的真实面貌曰：“然而险要阻塞之区。不尽于此。邑壤界永丰、南岭、乌禽嶂不义之民。逞逞负之。自设文武将吏屯戍。”
黄沙驻地偏辟隐密，原本就是制瓷烧窑之地，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义军将其作为“巢穴”，自然有其道理。
在清军重兵围困之下，黄沙当地仍旧是窑火续燃的快意江湖。瓷土炼金，淬火成器。一切似乎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
但窑址遗存的标本即告诉我们一个惊天秘密。瓷碗碗心的“白玉堂”款，被有意无意地写成了草书“皇帝”字款。这种“皇帝”变体字款的青花瓷碗，在黄沙窑和和洞窑均有发现且数量较大。
“白玉斋”本为明崇祯年间民窑青花瓷款识的一种，在此摇身一变成为“皇帝”青花瓷碗款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也会对此惊出一身冷汗。这种奋然不顾的逾越非同小可，必然不会是窑工瓷匠戏笔一挥的率性而为。在斯时斯地，更让人联想到它的明确指向，纯粹是刻意而为的产物。
在这支拼死逃难也不甘被奴役的义军队伍中，工匠占有相当人数。异族统治的残酷，元代便已证明。国疆之大，已无可退之地；峰峦之茂，只有殊死一搏，成仁取义，方为正道。
“皇帝”款识的青花瓷碗，好似一份政治宣言，它说明黄沙义军对视死如归、杀身取义的反抗信念忠贞不渝，舍命殉节。
惠州抗清史曾在此止步，惠州陶瓷由此烙下了可歌可泣的哀伤。
据曾广亿、宋良壁先生著《广东陶瓷的历史》“清代的陶瓷”部分介绍：“清代广东主要采用龙窑烧瓷，瓷窑分布在潮州、揭西、大埔、惠东、梅县、佛山、高州、饶平、陵水、汀迈等地。”
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尊“福藩制造”款青花草虫纹天球瓶。该瓶是否为南明福王时期所制，虽尚存疑，然“制造”一款用于瓷器在当时极为罕见，应属明末期间所为。故南明时期闽、粤一些瓷窑依在开窑烧瓷应属正常。
19世纪，在广州黄埔海面上，停满了欧洲各国商舶，英国商船位居第一，美国商船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达广州港，其次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外商在著名的十三行进行茶叶、瓷器、丝绸等大宗商品交易。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瓷器出口的主要对象却是新兴工业国家美国。
约场窑的开设，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前因虽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果即是“洋务运动”。
据吴仁敬、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第十一章 清时代”记述：“咸丰时代，为瓷器之一大厄运。政府方面：既蒙尘于热河，又遭洪杨之蹂躏，连年兵革，百事俱废。瓷业本身方面：则产瓷中心之景德镇，又为洪杨破坏无余，故清代瓷业不振，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此外，约场窑的开烧恰逢洋务运动兴起，它属“自强求富”的“同光新政”时期开办的实业，其初始很有可能具有官商合办的色彩。
有清一朝，尤其是清中晚期，摇晃的帝国大厦将倾，传统产业日渐凋零。因佛山、潮州陶瓷业的兴旺与地缘经济的影响，岭南各地窑口大幅缩水，惠州窑业概莫能外。但即使如此，惠州依见窑火相续，延烧不熄。据友人告知，杨村石滩、马安水库、三栋某地等处均有粗糙的青花瓷片堆积，则不排除为窑口的可能。
千百年来，陶瓷制作沿习“七十二式”手工程序而未有根本变化，窑口多寡也仅是量的问题。虽然一切都显得岁月平静，但外国入侵者以其工业实力，不仅占领了中国的土地，也占领了中国市场，甚至通过其技术输出影响中国手工业技术，使之产生变化。青花瓷工艺的“质变”，则于斯时悄然而至并迅速蔓延。
《岭南陶瓷史》中“粤东彩瓷的发展”介绍道：“清末民初，潮州彩瓷为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开始采用西洋彩料，并按照西洋画法进行彩绘，潮人称之为‘洋彩’，后来又改称为‘新彩’。‘新彩’的色调更为艳丽，纹样也更为精细。”据陈剑虹著《槟榔屿与潮州人史纲》中，“潮人与香港陶瓷业”讲述：“位于香港大道西69号的立成瓷器行，专办各埠陶瓷什货等，兼代理外国陶瓷颜料金油。”
由此可见，清末时期，至少在广东沿海诸窑口，使用“新彩”已渐成趋势。
据吴山主编的《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陶瓷部分介绍：“新彩，瓷器釉上彩的一种。清末引自国外，因当时采用进口彩料，画面具西洋风格，故又名‘洋彩’。……烧成温度较宽，配色可能性大，故色彩种类丰富，调子清新明快。”
国产青花钴料原本就有自身难以改善的问题，就是始终存在蓝中带灰的缺陷。而新彩洋色又因成本较低、绘制方便、色系丰富、发色稳定、釉层轻薄，用油调色称“油彩”，用水调色称“水彩”。这种人工合成的釉料在绘画表现上，甚至能够接近水墨画及水彩效果，故在日用瓷器生产中得到普遍应用。
三、清代惠州，瓷器的使用更加广泛。通过对史料的查阅，可发现它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记载。
清初，陈子壮《募修罗浮山宝积等寺缘疏》句曰：“楚僧十虚。少善奕书。早依瓶钵。挂衣而宿桑下。”从中释出，无论铜器或瓷器，“瓶钵”适用于对出家弟子的隐喻。乾隆本《博罗县志》卷四“守藏流传祭器”就录有：“白瓷爵四十二座。”道光年刊本《粤海关志》中，惠州大关属下“平海口”，对粗碗也列有课税规定。
清代惠州民俗风情与瓷用相关的记载，亦能找到数例。如吴骞编撰《惠阳山水纪胜》之“山水”部分，有二处提及与“瓷”相关内容。一是“龙塘”：“今吾提瓶走龙塘。无数十步。此水宜茶。”二是“清醒泉”：“七夕对月。用古瓷收贮。经年色味如新。”吴骞作《水晶鱼》诗序又云：“如新荷煮汤。用素磁盛之。佐以罗浮春。真不减天上酥酪。人间恐无此味也。”清人叶维阳作《水晶鱼说》亦谓：“而以小磁器盛之。量器计值。”
查阅清雍正版《归善县志》“卷一0、赋役志”之“有优免例”云：“窑匠银一百一十五两二钱。”即便对当时保守估计，烧木炭、烧石灰、烧砖瓦，也属“窑匠”的范围。但烧陶瓷在经济效益上，依然属“窑匠”的主体构成。
此外，本地制瓷原料也渐受关注。民国版《博罗县志》“物产”载：“磁油。产水北之菊花头，红色土，可制为釉。”
民国：青花釉瓷与约场窑
一、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不仅面对世纪交替，还面临社会制度更替，乃至坠入一蹴不振的乱局当中。当时的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衰弱国家，还需直面西方经济侵华的步步逼进，手工劳作生产效率与机器运作制造效能，已产生巨大成本和利益差距的事实和国财流失的灾难。在大量商品输华的“洋货垄断”背景下，中国惨淡的乡镇手工业和脆弱的民族工业，经受了巨大冲击，被迫停留于边綠死角。广九铁路的建成，与沿海航运兴起，也改变了粤东交通格局，惠州经济版图重心偏移，带来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即使是外销商品，也受限于变化因素制约，而丧失主导权。
民国年间是惠州制瓷业最为低迷时期，虽沿袭了清代古窑址的分布，即并无新窑开设，原有窑口产销量也因同行竞争与洋货冲击而大幅萎缩，已不复往日繁荣。
作为岭南尤其是粤东陶瓷生产、营销、流通重要区域，清代的惠州府虽不及潮州府瓷器生产实力和技术雄厚，但也占有相当份额，始入民国，这一状况大为改变。由于技术、原料、成本等客观因素以及战争、动乱、灾害等原因造成民不了生，惠州瓷业渐趋衰落。相比之下，惠州周边的潮州、梅州、佛山，作为广东瓷业重镇依然窑火兴旺。
据抗战前夕，陈士光作《惠阳县调查报告》“建设”部分讲述：“土碗厂十二窑，工人约百二十余人，出品总值约三万。”显然这份《调查》不够全面，若以安墩窑场和新墟窑场人员、产值等指标汇总，应该不止以上数据。即便如此，也看得出惠州瓷业今非昔比的困境。
《惠阳县志》“劳动工资”一节道：“民国初期到民国27年（1938），公职人按二等县标准，一律实行月薪制，以银元或与银元等值的纸币领取工资。民间工商业雇工，仍沿用清代习惯，由雇主供应工人伙食衣服、每月发零用钱约10元。建筑搬运、砖瓦窑厂等重体力工人多实行计件工资，平均工资达不到店员工人的工资水平。”可见惠州窑工的收入，处于垫低位置。
东江穷苦民众的生活仍是在贫困中挣扎。林慧文编辑《惠州民间歌谣》那首“掌牛仔”唱道：“掌牛仔，掌牛奴，餐餐食饭捧香炉；马鲛咸鱼你冇份，臭风咸菜一蒲芦。”注解云：“近郊亦有将盛菜的瓷碗一概称为蒲芦。”
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了华北、华东、华中及东南沿海的中国领土，并切断了沿海港口向抗日战场输送国际援华物质的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暂时未被敌占的华南东江流域物质运输通道，在这国难危机关头，成为中国唯一可资获得外援的途径。
因战争造成的交通受阻和物资断供，等于失血过多而造成抵抗乏力。对于保持香港、沙鱼涌、澳头、淡水、惠州、龙川、韶关乃至大后方，中国华南这条唯一而脆弱的国际货运通道而言，即充满挑战也偶见机遇。目前虽未见到这一时期惠州陶瓷产业状况的史料，但从战后恢复生产情况推断，既使处于抗战时期，当惠州诸多窑场面临最困难的时局，生意蚀本吃尽苦头依能坚持生产，保存了最后的元气。
纵观民国期间惠州陶瓷生产，因战乱、灾害以及受限于惠州地缘变迁，经济滑坡、产业转移等原因，影响甚大。于宋代以来的历朝相比较，产销蒌缩大不如前，规模更是小得可怜，已乎可视为是“空窗期”。致使惠州瓷业大大落后于与人口密集、经济较强的粤中地区之广州、佛山，粤东地区的潮州、汕头等地。
吴仁敬、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第十三章 民国时代”谓：“广东之瓷，品质不甚佳，惟产额甚多，每年运往香港等处之瓷器，为数不少。石湾、通海、潮会各地均产瓷，系德国制法。制品有洋式盘、花瓶等类，色白，绘日本式之山水画。”据称当年惠阳县淡水镇相邻的约场还成立有“三和瓷业公司”、“协昌瓷厂”，以石膏模印、注浆成型、洋蓝彩绘等新工艺，招徕外埠洋商华商送样定制。
此外，《惠州市志》“陶瓷制品”也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博罗县内有响水缸厂，杨村新前缸厂。以手工制坯，龙窑柴草煅烧，生产缸、盆、碗、钵、罐、瓦管等产品。境内其它地方陶瓷生产都是手工作坊式生产。”
在陶瓷营销方面，瑞成楼即后来的点翠陶瓷店也享誉东江。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碑文介绍：瑞成楼，民国十七年（1928）改建水东街时建造，上世纪七十年代改为“点翠陶瓷店”，这类建筑俗称“竹筒楼”。1996年，点翠陶瓷店被义列入市文物保护单位。《惠州文史资料》第三辑载，魏佐翰、张焕棠作《解放前的惠州商会》一文，列举出1947年惠州十三个行业公会，其中陶瓷类商品被划归“8、缸瓦山货公会，理事长张尉南。”
三、陶瓷文化与红色文化的融合，也属惠州近代陶瓷历史文化亮点。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贫苦百姓的重视和关切，以及在坚持敌后抗战斗争中，广大窑工饱满的民族情怀和坚定的革命觉悟。从此，在“东江红色文化”中，闪烁着一屡窑火的光焰。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东江地区蓬勃开展工运期间，就注意到包括制瓷匠人的生存状况。1932年4月28日《中共东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之“六、职工运动”提及：“在苏区内的职工运动，一贯是忽视的。虽然在这半年，领导过挑夫工人斗争，石工、碗工也比较活跃，可是我们注意力量还是不够。”
惠阳县新墟即是约场窑所在地，也是活跃的东江纵队抗日游击斗争区域之一。1945年3月，中共广东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江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以东江纵队政治部名义，在约场瓷场附近的魁星楼召开由东江解放区各阶层、各党派人士参与的国事座谈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组织的第一个国事座谈会，它对贯彻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落实，协商“三、三制”联合政府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惠东县历史文化资源》“革命历史”章节介绍：“1948年3月，东江东南各地的革命武装汇集到安墩鹞子岭整编，成立了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12月27日，粤赣湘边区党委在安墩黄沙小学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作者曾于惠东县委党史部门编写的《粤赣湘边纵队在惠东》一书扉页中，看到一幅纵队成立旧照片。照片中黄沙小学校舍地基四周，依旧有明显的匣钵、瓷片等“窑渣”堆积物。
当惠州的解放事业在此刻被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时，惠州的陶瓷文化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新中国：惠州工艺彩瓷厂
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从艰难中起步。百业渐旺的新惠州，迎来了陶瓷产业又一次振兴。据《惠州市志》“陶瓷制品”讲述：“新中国成立后，惠阳约场陶瓷厂改为国营惠阳约场陶瓷厂。”在《惠阳县志》“陶瓷”介绍：“至20世纪90年代却只有惠阳县新圩境内的约场陶瓷厂。”“建国前为私人个体手工业，建国后转为工人合股联营。1958年，改为地方国营惠阳县约场陶瓷厂，以生产日用陶瓷为主，共有员工112人，当年产量为78万件。1959年产量达138.98万件。1960年，改为公社企业，加上其他社办陶瓷共生产281.86万件。1961年12月，收回县工业局管理，生产59.35万件，手工系统生产89.16万件。1962年，全县共计生产107.44万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约场陶瓷厂改为社办企业，归属当时的新圩公社。主要生产粗瓷土碗、电瓷和耐火砖。1980年，改为地方国营，归属惠阳县工业局，并投入部分资金，改造厂房。1991年，该厂与港商合资改为惠阳县国腾陶瓷厂，生产金鱼缸。1992年，因欠债停办。”
约场窑在建国后的不同时期，生产具有时代标记的产品，如“爱好和平”、“东江新貌”及文革期间“语录瓷”等贴花瓷。在《1981～1989年惠阳县各项收购出口商品情况表》中，“7、工艺”部分有“奎斗碗”，在“1982”一栏，标注为“850只”。
另外，惠城区横沥镇大陂头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利用当地瓷土资源，开辟公社集体瓷场，简称“碗厂”。主要烧制碗、碟、茶壶和茶杯等日用瓷器，装饰手法多以帖、印花工艺为主，有“喜报丰收”、“抓革命，促生产”等图案款样。据称一次烧窑可生产10万件产品，销售范围主要是惠阳、博罗，通过各地供销社网点销售，续烧时间约为20年。80年代末，窑场停办。
查《惠州市志》“陶瓷制品”讲述：“60～70年代，新圩红田大队、横沥大陂头大队建有碗厂。”2014年4月15日，《惠州日报》以《民窑瓷碗见证特殊年代历史》为题，对大陂头村“碗厂”曾经的业绩进行了报道。
二、惠州彩瓷厂，无疑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惠州陶瓷产业的亮点和主角。
2018年3月第58期《广东工艺美术》，刋登陈文敏《简述广彩起源，流布、发展、现状》一文提及：“1973年广东省陶瓷公司扶植创办‘台山彩瓷厂’。1974年广东省陶瓷公司扶植创办‘阳江彩瓷厂’。1975年广东省陶瓷公司扶植创办‘惠州彩瓷厂’。70年代江西景德镇成立‘广彩攻关小组’，生产小批量广彩产品。”
1987年编《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又论：“惠州彩瓷工艺厂。在惠州市城区西部西湖紫微山下。1980年由市工艺美术厂分出，是一间对外来料加工企业。”“产品主要是加工花瓶茶具、碗等陶瓷、彩瓷产品。来料加工产品。”“1986年在惠州市南门塘设分厂。是惠州市一间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企业。”
《惠州市志》“彩瓷”内容：“惠州市工艺美术厂于1975年转产彩瓷工艺品。彩瓷工艺属于手工业生产行业，有工笔重彩、金线勾描的特点，金光闪闪、富丽堂皇、别具一格。1981年工艺美术厂分立惠州市彩瓷工艺厂，设于西湖紫眉山。生产餐具、茶具、花瓶3大类，有‘双龙双喜’、‘松鹤延年’、‘古代人物’等餐具；‘12寸仙女散花’、‘太真调鹦’、‘宝钗扑蝶’等花瓶；还有红地花篮15头茶具等，产品主要交由外贸出口公司出口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及美洲国家。”李育棠主编的《惠州市外贸志》，在“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一节中，也简要概述了厂址位于惠州市郊紫眉山的“彩瓷生产专业厂”：“惠州市彩瓷工艺厂，生产的出口产品有花篮瓶、茶具、二头饭具等品种，用于家庭餐厅摆设，日常生活用品。1979年始出口，总值13.79万元，最高出口量是1982年，总值36.4万元，产品远销东南亚、波兰、捷克、港澳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人员180人，有生产能力及技术力量。”
1989年6月3日《东江报》刊出一期“惠州市彩瓷工艺厂专版”。其中载有袁治平所作《紫薇山下绘新图—记惠州市彩瓷厂》，晓原撰写的《彩瓷工艺，巧夺天工》。在谈及彩瓷厂自主设计创作时，晓原写道：“彩瓷生产关键在于设计。惠州市彩瓷工艺厂设计室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助理美术师卢惠忠已有10多年的彩瓷设计经验，他设计的几百款图案，很受国内外消费者欢迎。还有助理美术师陈运南、美术员李海生都是很有艺术修养的专业人员，他们设计的《贵妃醉酒》、《貂婵拜月》、《织女思凡》、《惜春读书》、《仙女散花》等人物画，形象逼真，神态各异。而那兰花、牡丹、红梅、荷花、蝴蝶、喜鹊、黄莺、画眉……栩栩如生，如闻花香鸟语。他们设计的一个《惠州西湖》20寸花瓶，把仲元亭、荷花亭、点翠洲、百花洲、红棉水榭、平湖门等景点荟集于花瓶之中，绘出了一幅春意盎然的西湖八景图，该花瓶曾获省工艺美术‘百花奖’。每年两届出口商品交易会，他们的产品都受到外商青睐，产品100%出口，暢销欧洲和东南亚。”
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惠州陶瓷产业一段较为特殊时期。其特点是窑场数量多，地点分布广，兴衰周期短。这一时期的瓷器生产，虽由手工操作迈入半机械生产模式。但因受限于当时条件不足，重利益而轻研发，陶瓷制作水平未有根本提高，依停滞于初放型生产阶段，难以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环境。
回眸惠州瓷业历程，以青花瓷器烧制的窑口最多、分布最广、产量最大、时间最久。惠城、博罗、惠阳、惠东、龙门皆有分布。从明代中期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止，每个朝代，每座窑口，在青花瓷器的品质和数量虽有差异，但时期长达五百年之久。
1987年编《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有关改革开放前后时期，惠州陶瓷产业情况大概情况如：惠阳新墟“约场圩”：“圩内设有学校、商店、农贸市场……五金厂、松香厂、陶瓷厂等，陶瓷土储藏丰富，开采制陶业已有百年历史。”惠东陶瓷厂。“在惠东县平山镇南部2公里处的旱坑仔山坡上，汕头至深圳公路旁，1976年建厂属县办地方国营企业。”“主要生产工业用陶、生活用陶和水磨石面砖。”安墩陶瓷厂。在惠东县安墩镇。“属镇办企业，1958年4月办厂。”“能生产十多种制作精美，造型新颖的工艺品，产品销国内外市场，年产值30多万元。”
《惠州市志》“陶瓷制品”相关介绍：“（1977）同年，博罗泰美陶瓷厂亦建成投产，生产日用陶瓷。”
《惠阳县志》“各镇简介”，马安镇的“经济概况”部分：“改革开放后，马安镇成为广东省沿海经济开发区重点卫星镇之一。”“在工业和手工业方面，有五金机械……木器加工，陶瓷工艺”。
在1987年6月出版的《广东省惠阳地区地名志》中，录有黄沙属惠东县安墩镇：“有丰富的瓷土资源，明代始有陶瓷生产，现有陶瓷厂5间，窑6条，半机械化生产，年产各种陶器、瓷器300万件，约值30万元。”
综合惠州历代窑口续烧时间比较，已知安墩黄沙窑是续烧时间最长的一座，从明代末年（暂以万历二十八年的1600年为起点计算）至2000年，黄沙窑续烧时间长达约400年左右。
瓷器作为易耗品，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消耗量大。随着七、八十年代塑料制品流行，以及九十年代不锈钢制品的大量面市，迫使瓷器市场占有比例大为缩减，许多企业因经营乏力甚至倒闭。
四、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的大潮席卷整个经济领域，陶瓷产业也面临去旧换新或对外合作的选择。
据《惠阳县志》“陶瓷”讲述：“1992年12月，台湾台友陶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在惠阳县淡水土湖工业区生产高档工艺陶瓷，种类达1000多种。月产值达600万元，产品全部出口。”《惠州市志》对惠州市工艺美术厂出口情况也作了介绍：“产品主要交由外贸出口公司出口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及美洲国家”等情况也做了详细介绍：“1985年出口彩瓷工艺品17万件，产值35万元。1987年出口量23万件，产值51.4万元。1993年该厂有员工113人，工业总产值227.3万元，利税16万元。1998年产品销路不好，企业陷入困境。”
据《惠州市志》“陶瓷制品”记载：“惠东安墩陶瓷厂至70年代，该企业发展到300多人，年产值100多万元，产品销往省内各地，成为当时惠阳地区较大规模的陶瓷生产企业。”“改革开放后，惠东安墩陶瓷厂引进外商投资，从原来只生产日用陶瓷发展到工艺陶瓷，产品主要有‘九龙吐珠’、‘狮子’、‘花篮’等工艺品，大多数外销。”“1993年，惠东安墩陶瓷厂引进美国商人投资建立安墩金山陶瓷厂，生产成品、半成品陶瓷，产品全部销往美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产值1000多万元。1995年，惠东县生产日用陶瓷145万件。”
又据1991年9月，惠州市惠城区外贸局编《惠州市外贸志》“陶制品”部分讲述：“惠州市汝湖陶瓷厂生产的出口产品有花盆、桔盆和日用瓷等，1980年开始出口，总值1.70万元，最高出口量是1981年，总值4.49万元。日用姿1982年开始出口，总值1.83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港澳地区。”
《惠东县平山镇志》“陶瓷制造业”一节载：“平山镇内陶瓷制造业存在的时间较短。20世纪50、60年代，有平山镇缸窑生产合作社，1969年，必称平山缸厂，有窑炉一座，生产车间300平方米，主要生产各类缸和日用陶瓷。1977年7月，惠东县陶瓷厂建成投产，厂址在镇郊旱坑仔。原平山缸厂人员和资产并入，有龙窑2座。初期主要生产各种日用陶器。1985年7月开始，转产水磨石面砖。1991年底，停止生产。此后至2004年，镇内再无陶瓷制造工业企业。”
新世纪，千年窑火重耀惠州
一、如果用时间丈量，我们历经了一次惠州陶瓷千年时光之旅，在这个站台上，又能目睹怎样的景色与享受何等的喜悦呢？博物馆是保存地方历史文化的基因库。它以文物展示文化，以藏品述说史实，作为地域文化根基，它也是地方文明和精神财富象征。
惠州市博物馆特设“东江流域的文明”主题馆对公众开放。在“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部分，陈列有数件东平窑遗址出土的执壶、罐、杯、盏、碗等青白釉、青釉瓷器。展厅文字说道：“惠州烧制瓷器的历史悠久，在古代岭南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大型的古代制陶工场——博罗银岗古窑场是古代岭南地区陶瓷的发源地之一；北宋时期的东平窑、三栋瓦窑岭窑和惠阳潼湖永平窑等，见证了古代惠州陶瓷业的繁荣和鼎盛。”“手工业的繁荣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惠州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
惠州东江民俗陈列馆，开辟有“东江出水瓷”专题展示，展品包括唐代越窑、洪州窑、铜官窑乃至水车窑瓷片展品；宋代除本地东平窑等窑口瓷片外，尚有潮州笔架山窑、广州西村窑以及景德镇青白瓷、建窑黑釉盏、吉州窑褐釉瓷及历代青瓷、青花瓷片标本。凭借这些“宝贝”证明自唐宋年代始，惠州城已成粤东陶瓷贸易的重要商埠。
东平窑旧址
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魅力日渐深入人心。而对深厚积淀的惠州陶瓷历史文化，不仅政府层面加大宣传推广，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兴起，惠州也出现了以展示宣传本土陶瓷文化为主的“新生事物”。如“惠州东平窑古陶瓷标本陈列馆”、“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民营陶瓷博物馆多以陶瓷残片标本为展示品种，在陶瓷制作工艺上，能够传递出更多背景信息。
二、作为岭南陶瓷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惠州陶瓷文化的悠久与丰富，不仅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惠州，以余小伦、刘汉新、王云鹏、何勇兵、陈万景、林惠新等一批优秀陶瓷工艺美术师为中坚，以张宏秋、郭玉章、许嗣达、朱淑贞、张国勇、余乐晴等瓷艺新秀为骨干的队伍正在茁壮成长。这批追梦人心怀惠州陶瓷明天的灿烂，志同道合地组成了“惠州市陶瓷艺术家协会”、“惠州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协会聚集了本地及外来立志为陶瓷艺术奉献者。作为学有所长的陶艺家们，在陶瓷的家园中深耕不缀，通过作品展示自我，表达崇敬。
余小伦创作青花釉瓷系列《丰湖秀色》、高温颜色釉瓷系列《罗浮仙境》；刘汉新创作堆彩系列《惠州老宅风貌》、惠彩系列《惠州西湖风光》；王云鹏瓷塑系列《鹅城仙子》和《荔枝女》；林惠新高温颜色釉瓷系列《罗浮仙家》；张宏秋瓷塑系列《惠州龙形拳》；朱淑贞高温颜色釉瓷系列《海洋彩韵》等等作品，取材多以惠州历史人文及物产风貌为主题，其中多数作品曾荣获省级奖项。
匠心传承，守艺成器。在惠州学院、“市民大讲堂”开设惠州陶瓷专题讲座，并将陶瓷制作技艺课程引入惠州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惠州市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院长余小伦，倾心探寻东江陶瓷文化资源，组成惠州东平窑陶瓷艺术研究院，着力挖掘素有“岭南雄郡”之誉的惠州，其瓷脉的有序传承。通过深入惠州各处古窑址进行实地研学，编印出版《惠州历代古窑址》一书；建立“惠州古陶瓷标本陈列馆”，以公益方式对公众开放，回馈社会各界对惠州陶瓷文化的关爱。
三、习主席对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讲话：“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内涵深刻。值此惠州陶瓷文化扬帆启航、方兴未艾的大好时期，对于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认知，已成为人民群众日异增长的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深入了解和珍惜善待历史文化，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惠州古陶瓷标本陈列馆”中，珍藏着一部惠州陶瓷活化的历史。在这座具有三千年跨度，近二十座窑口，上万枚瓷片。以文字、古物构成的三维空间里，我们的认知结构将被重塑，使充足的精神养份成为战胜自我的充沛动能。在“南宝东江流域古陶瓷博物馆”，这座惠州市首家民营博物馆里，上千件馆藏陶瓷文物活化了东江人文的历史源流，令观者一越千年，陶醉于制作精美的魄宝当中，为弘扬东江陶瓷文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如今，这两座馆室已双双成为广东省及惠州市科普教育基地。
与此同时，惠州东平窑通过按照拉坯成型、手工绘制等古法制瓷程序，仿制仿烧青白釉瓷、龙泉青釉瓷，青花釉瓷基础上，掌握了古瓷工艺的“基因排序”，进一步拓展到高温颜色釉瓷、彩釉瓷，瓷绘和瓷塑等新技术、新工艺的尝试当中。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参加文化部国家艺术基金“传承与创新”的“耀州窑”、“吉州窑”传统工艺技术培训班。结合学习心得摸索实践，力求找到一条集文创与商务相适应，商品与礼品相融合，适应自身发展的瓷业新路。
结束语
万物有缘，各如其性。水土合亲，始成陶瓷。黄裔撰《瓷史》“弁言”云：“我国瓷业其来最古，其艺亦最精。惜无专书为之记载，故浅见者只知有宋瓷，无道及汉唐者。”
约于三千年前百越时期的博罗梅花墩窑，证明了惠州先民已烧制出岭南最早的原始青釉瓷器。从广义或泛指而言，惠州瓷脉存继已有三千年。
瓷器就本质而言，仅是容器。但古老的瓷器所承载的，却是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从陶的粗衣换装瓷的素服，光阴更迭二千载，始选择在北宋年份这一刻度。历史不可逆转，陶瓷让历史多了份永不退色。陶瓷学者刘新园先生说：“木会朽，石会崩，而瓷，历经岁月的沧桑哪怕粉身碎骨，其质不变，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分娩她的时代特有的光辉。”
在我国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分工结构中，手工业处于顶端位置，而陶瓷产业无疑又居于手工业顶端地位。因此在中国古代，具有陶瓷生产能力的州府，无不被视为“经济强市”的繁荣之郡。
一千年来，被窑火点亮的惠州夜空，让东江星夜斗然增色。
千年瓷脉，那散发着温润窑温的瓷片，甚至令人感受到触碰古代瓷匠指尖的惊叹。与活着的历史碎片如此贴近，令我们心生敬畏。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让惠州更增添了一份“乡愁”。
东江流域客家人，有捡骨复葬习俗，又称“二次葬”。即将逝去五年的亲人择日开棺捡骨，置于陶瓷制成的金罂当中，选吉地而迁重新安葬。这一丧葬形式在宋代的粤东地区业已流传，惠州市惠阳区博物馆藏有“登记号245”宋堆塑龙纹魂瓶。我也曾见友人出示，本地窑口出品的宋代青釉堆塑瓶罂。传说民国年间，东江流域育龄妇女分娩时，请产婆接生，使用瓷片切断脐带。
惠州人之生死当中，皆感恩、感念于瓷的赐予。
时光不没，千古匠心。在惠州千年手工业史中，东平窑已召示后人，唯有最佳技能，才能出品最精瓷器，才值得珍视，值得传承。
未经窑火，何以成器？工必求精，称美于时。
惠州瓷脉积淀出的千年特质，不仅是部史，也是一份情；不仅是门学问，便是一首礼赞。
当窑口成为历史年轮的坐标，瓷片痕迹便是岁月的代码。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云：“中国陶瓷的研究，已经超出了名品鉴赏的范畴，而是渐渐地登上了美术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领域……对于广义的历史研究来说，中国陶瓷确是贡献巨大的。”
中国陶瓷的博大与深邃，无疑是部顶级的历史教科书。当我们仰望这片瓷彩绘就的星空，便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与聪明智慧，文化自信由然而生。
在我看来，千年岁月的惠州瓷脉，已成惠州人文的闪亮刻度。当我们将看待惠州历史的目光聚焦于瓷器，心中自会涌出一股暖流，这股暖流将融入血脉，成为我们迈步向前的动力和能量。
在惠州历史文化中，陶瓷文化以朝代为经，以窑口为纬，以釉彩为本，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学术研究价值的陶瓷文化体系。
古人不负今人，今人不辞古心。如今惠州“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贵冠上，也融入了千年瓷脉的釉彩。
2021，是惠州第一个千年的终点，更是下一个千年的起点。追梦千载、匠心传承，窑火重燃，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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